科技日报记者 吴长锋

当京沪高铁跨越淮河时，巍峨而立的两座山——荆山和涂山就会映入眼帘。传说大禹曾在此与诸侯会盟，劈山导淮。治淮，从那个时代就拉开了帷幕。

“小雨小灾，大雨大灾”，历史上的淮河是一条复杂难治的河流。据统计，从1400年至1900年，淮河全流域共发生较大水灾350次，旱灾280多次，唱着花鼓乞讨的淮河灾民足迹踏遍全国。

新中国成立前的近半个世纪中，淮河流域的灾情更为频繁和严重，从1901年至1948年，淮河全流域共发生水灾42次，旱灾23次。

这条“最难治理”的千里大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新中国大规模治水事业开始才得以逐步被驯服。

1950年夏，淮河流域阴雨连绵20多天，淮河中上游支流堤防先后漫决。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中称，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受灾人口共九百九十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抱头大哭，干部垂头流泪。

毛泽东看了这封电报后，落了眼泪，他在批语中指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

1950年秋天，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之后仅仅18天，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治淮机构——治淮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大批干部、学者、专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4个月时间，220万军民集结于治淮一线。

从鸭绿江畔到淮河两岸，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两线作战，只为解救人民于水火！195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0月14日，由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发布，提出上、中、下游三省应在坚持“蓄泄兼筹”方针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

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掀起三次治淮高潮。

治淮陈列馆里，一张褪色的黑白老照片深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工地上，数以千计的治淮民工头顶烈日，挥舞着镐头，挑着担子，开挖土方——那是1951年4月1日，淮河流域第一座山谷水库——石漫滩水库开工建设时的情景。

1952年，白沙水库、板桥水库建成；1953年，薄山水库、南湾水库、蒙河洼地进水口的王家坝闸基本建成；1954年佛子岭水库、大坡岭水库、龙山水库、梅山水库建成。

1954年5月至6月间，淮河流域相继出现大雨和暴雨，发生了全流域的特大洪水。就洪水规模而言，1954年洪水规模大于1931年，但灾情比1931年小得多。

1991年，淮河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淮河大堤上临时搭起的灾民住棚，一眼望不到头。是年11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的决定发布，宣布从当年冬季起，用十年时间，完成治理淮河的任务。

2003年6月28日，淮河入海水道主体工程提前两年半完成，具备行洪条件。彼时正值雨季，淮河中上游连日暴雨，洪泽湖水位不断猛涨，形势危急。7月4日国家防总下达紧急命令，当夜必须启用入海水道，此时距离入海水道主体工程完工仅6天时间。33天连续泄洪，泄洪总量43.8亿立方米，洪泽湖周边200多万亩圩区没有滞洪，避免了洪泽湖周边滞洪区30万人大转移。

据测算，在2003年和2007年淮河大水期间，已建成的治淮骨干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受灾面积、人口和直接经济损失均呈逐步减小趋势，治淮19项骨干工程多年平均减灾效益74亿元。

淮河治理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淮河治理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程。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7月，淮河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

疫情防控与防汛救灾——同样面临“两线作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我国治淮机构强化预警监测，先后启用梅山等骨干水库以及蒙洼等8处行蓄洪区，对洪水进行有效调控。此次洪水，淮河流域无一人伤亡，水库无一处漫坝，主要堤防未出现重大险情，防汛抗洪工作井然有序。

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安徽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是王家坝闸。他强调，70年来，淮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防洪体系越来越完善，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

在蚌埠治淮陈列馆里，陈列着数封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治淮工作的批复函件。密密麻麻的批示中，凸显了党中央对彻底结束沿淮人民苦难的决绝之心！“70年治淮总投入9241亿元，产生直接经济效益47609亿元，投入产出比为1∶5.2，效益显著。淮河的系统治理、开发与保护，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了重要保障。”治淮陈列馆解说员江博君激动地说，“70年治淮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的新中国才能根治水患，修好淮河！”

（吴长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