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从1990年的36％下降到2015年的10％。但时至今日，全世界仍有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是全球贫困问题的重灾区，东南亚地区的贫困问题亦十分突出。

2019年12月发布的《东盟统计年鉴》显示，2010-2017年间，除新加坡和文莱外，其他东盟国家都面临程度不一的贫困问题。特别是缅甸、老挝、菲律宾等国家贫困率长期维持在20%以上，脱贫形势不容乐观。

东盟国家贫困率的居高不下衍生诸多社会与安全问题。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被剥夺感造成不满情绪的滋生，极易诱发政治失序与社会动荡。泰国、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南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现状和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与该地区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势力的活跃存在明显的因果逻辑。贫困问题已成为影响东盟国家发展与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消除贫困、共享繁荣是东盟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东盟国家在不断推进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打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秩序的同时，不断放大全球化之利，克服全球化之弊，有效提振国家经济，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东盟一体化的有序推进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与外部环境，特别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东盟脱贫注入活力。在过去30余年时间里，东南亚地区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各国的经济现代化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与之相伴随的是，东盟国家的整体贫困率显著下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新加坡和文莱，已成功实现整体脱贫目标。马来西亚的贫困率下降至0.4%的历史低点，越南、泰国贫困人口的规模显著缩小，贫困率降至10%以下。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溢出”效用为东盟脱贫提供助力。中国—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正式建立以来，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和投资的高速增长。从2010年至2016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平均增长率达到12.4%，双边投资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22.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贸易与贫困率之间具有明显的负向关系，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贸易每增加10%，将使东盟国家贫困率下降5%-6%，人均国民收入提升4%-6%。这就意味着，2010-2016年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推动东盟国家贫困率年均下降6.2%—7.4%。

“一带一路”为东盟国家脱贫注入新动力。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发布的报告，“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可使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使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全球收入增加2.9%。东盟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在与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公共服务、人力资源、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收获经济发展与减贫脱贫的红利。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给东盟脱贫带来新机遇。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历经8年谈判后，全球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正式启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利于推动形成区域内统一的规则体系，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修复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遭到破坏的全球供应链，激发地区国家合作的活力。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为全球经济贡献1186亿美元的增量，助力各成员经济总量增加0.2个百分点。此举无疑对东盟国家克服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加快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有利于带动地区各国制造业发展和贫困人口就业，为脱贫注入强劲动力。

过去三十年，东盟减贫的成绩有目共睹。按贫困线为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计算，东盟国家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47%下降到2015年的14%左右。但囿于一系列历史及现实原因，部分东盟国家整体贫困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减贫脱贫工作仍面临一系列巨大挑战。

东盟一体化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内部的巨大差异性，一体化所产生的收益并没有真正惠及每一个成员国，多数成员国仍存在程度不等的贫困问题。贫困问题说到底是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的衍生品，东盟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造成地区各国贫困率的显著差异。东盟十国的人均GDP约为4578美元（2018年数据），其中新加坡（6.5万美元）、文莱（3.1万美元）、马来西亚（1.1万美元）三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而缅甸和柬埔寨两国的人均GDP则低于1600美元，与新加坡、文莱两国相比差距悬殊。缅甸、老挝、菲律宾、柬埔寨等国较高的贫困率与其存在的突出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无关系。

东盟国家脆弱的经济基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是东盟脱贫的结构性制约因素。除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家外，东盟多数国家都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制造业不发达等难题。特别是越南、菲律宾、缅甸、柬埔寨等国家，农业人口占比较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经营发展理念落后，造成农村经济提振乏力，农村地区成为各国脱贫的重灾区。

东盟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是造成部分国家赤贫人群出现的重要诱因。经济增长无疑为东盟国家实现全面脱贫奠定坚实经济基础，但经济增长成果只有为广大民众所共享，才能实现有效脱贫目标。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国能通过打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确保贫困阶层获得国家经济发展的红利。但菲律宾、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囿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通过扶贫托底政策使极端贫困群体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区域发展不平衡给东盟脱贫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泰国、菲律宾、印尼三国南部地区的治理赤字和发展赤字突出，贫困规模庞大且程度较深。这些区域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活跃，政治动荡与社会失序并存，任何致力于地区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都难以有效实施，地区发展陷入“落后—动荡——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些地区减贫脱贫的努力往往受挫于地区的政治动荡与暴力冲突而无法发挥应有的成效。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造成全球经济停摆，给东盟区域脱贫增添新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人重新陷入贫困。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可能使超过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从而使得2020年全球贫困率与2017年齐平，这意味着疫情将导致近3年来全球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的成果付诸东流。新冠疫情对东盟的投资、外贸、就业产生显著影响，2020年东盟经济下滑已成定局，地区各国的贫困率将出现程度不等的明显反弹。有数据显示，如果东盟经济今年出现超过5%的下滑，东盟地区的贫困人口将增加1500万，新冠肺炎对东盟的冲击可见一斑。

面对一系列机遇与挑战，东盟国家亟需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之外，大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消除治理赤字和发展赤字，打造具有可持续性的扶贫开发模式。这一扶贫开发模式既要在增长中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红利，通过向贫困群体“输血”，由外向内缓解“贫困之痛”，又要在增长中创造发展机会，强化贫困群体“造血”功能，由内向外铲除“贫困之源”。唯其如此，东盟才能在持续发展中最终实现整体脱贫目标。

作者简介：

王利文，博士，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亚太所亚太地区环境与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王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