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贫困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但现代意义上的贫困是工业化以来在与富裕的巨大反差下形成的。16世纪初，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富裕程度是最贫穷国家的两倍，到18世纪中叶，该数值已扩大到5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问世，正是对贫困和富裕分化现象成因的探索，只不过他更加关注国家的财富是如何形成的。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贫困成为了全世界研究者们孜孜不倦的研究对象，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也成为全世界实践家们前赴后继的目标。2000年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与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明确了贫困是全球发展的首要挑战，而减贫是全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任务。毫无疑问，工业化国家，也就是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国家都是通过长期的工业化、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来解决普遍的贫困问题，并通过建立覆盖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救助等多领域的再分配性福利制度来抑制不平等的扩大——这一生产贫困的重要土壤。但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中叶就已实现了现代化，其走向富裕的道路很大程度上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内部深化和外部扩张，这与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也很难为后者直接借鉴。

同样无法忽视的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实现了长达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并同时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减贫成绩。按照现行贫困标准推算，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下降到2019年的551万，减少了7亿多，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97.5%下降到0.6%。2015年以来，中国更是发起了脱贫攻坚行动，向贫困宣战，并设立了2020年底消除剩余绝对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近几年来，中国年均减贫1000万人以上，区域性贫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极大改善。联合国秘书长曾表示，全球减贫进展有四分之三来自中国的贡献。中国的减贫历程也为同处于发展时代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为相关的平行经验。

首先，中国减贫实践的重要特点是国家主导，国家对减贫进行强有力的引导和干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着手解决区域性贫困的问题。1982年，国务院成立三西（河西、定西、西海固）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拉开了区域开发扶贫的序幕。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即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前身)成立，决定以基础设施、生产条件改善以及产业发展等措施来推动老少边穷等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式启动了全国性的开发性扶贫战略。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旨在到2000年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中国更是连续出台了新世纪两个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对全国农村减贫工作的目标、任务、机制、措施进行了纲领性的引导。2012年开始精准扶贫以及2015年开始脱贫攻坚战以来，更是将减贫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议程，将减贫业绩纳入各级党政一把手问责考核的重要内容。中国减贫过程中的一个突出做法是瞄准对象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不断下沉，从早期瞄准到区域、地区逐渐转变为瞄准到社区乃至家庭和个人，并依据致贫原因调动各方资源实施针对性的扶贫措施。

第二，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基础，但只有经济增长具有益贫性时才能真正推动减贫，中国的减贫呈现出全部门益贫增长推动的特征。中国的大规模减贫是在动态的发展进程中实现的。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体制改革、农业的高速发展不仅缓解了农村的食物性贫困，也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升，同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供给；随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成为了农民收入继续增长和贫困缓解的新动力；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大规模的跨区域劳动力流动和转移，也推动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持续上升。这一过程体现出中国减贫与农业增长、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各部门发展要素紧密结合的特点。与此不同的是，许多非洲国家近几十年来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由于增长发生在大多数贫困人口很难直接受益的部门，出现了减贫与增长脱节的现象。东南亚一些国家呈现出外部投资带动减贫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推动就业，但面临单一要素驱动不稳定性高且无法发挥农业等其他部门减贫作用的困境。中国的经验或可为其提供参考。

第三，中国在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减贫阻力日益增加、全球挑战不断产生的新的背景下持续探索，创新了减贫实践。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面临后经济增长时代贫富差距扩大、相对贫困严峻的问题。中国的脱贫攻坚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通过政治议程和组织机制的统领来协调各种资源，并移除部门性的、行政性的、技术性的各类障碍，从而打破产生固化趋势的不利于减贫的社会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延续在发展中减贫的开发式扶贫措施，一方面越来越注重社会公共服务、兜底保障等福利性措施的供给，可以说逐渐转向以应对相对贫困为主的减贫长效机制的建设。面对新冠疫情等新型全球危机，中国还加强了创新性举措，如支持和保障贫困群体务工就业，特别是增加促进就地就近就业的扶贫车间和公益性扶贫岗位；再如通过政府采购、东西部协作、新型网络平台等各类机制来推动消费扶贫从而解决农产品销售难、农民经营性收入下滑的问题。这些都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平行经验。

（徐进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助理、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