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餐饮协会对美团的“发难”还在继续，并且愈演愈烈。

4月13日，美团对于佣金问题发声说，2019年美团外卖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14日，广东餐饮协会引用海丰县小餐饮行业协会的报告称，该协会共有约120家商家上架美团外卖平台，2019年无一家商户的佣金抽成低于20%。

餐饮商家对于外卖平台的指责不仅是美团，2月以后，各地多家餐饮协会相继发声，呼吁美团和饿了么降低外卖佣金。

平台与商家的矛盾为何这段时间如此密集？双方各执一词，矛盾仍未平息，能否有解决办法？

一位互联网法律专家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与疫情时期线下餐饮店面临生死存亡环境有关。但本质原因，和外卖平台的商业模式有很大关系。互联网经济进入到下半程之后，经营的业务越来越沉，当线下成本上升，他们无法内部消化，不可避免转嫁给消费者和上下游商家，从而造成抱怨，引发成这样的事件。

商家要求平台降佣，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平台应不应该降佣？他告诉记者，这会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

疫情加剧矛盾

“疫情是加剧了矛盾的出现，”上述互联网法律专家对记者说，疫情较大幅度提升了外卖平台的用工成本，同时导致线下餐饮商家只能从线上获客，这进一步激化了平台与商家之间的矛盾。

今年2月以后，河北省饭烹协、重庆市工商联餐饮商会和南充市火锅协会、广东餐饮协会等均相继发声，呼吁美团和饿了么降低外卖佣金。

一位经营100多家连锁店的京津冀快餐连锁店创始人告诉记者，外卖平台抽佣在15%到20%之间比较合理，可以达到店铺盈利的水平。如果超过20%，店铺就会很难受。

他算了一笔账，餐饮店毛利率一般为50%到60%，如果砍掉30%以上平台抽佣费用，商家只剩20%—30%之间的利润。这个利润再用来平摊房租的支出和人工水电的支出，商家几乎不赚钱，甚至赔钱。

一位研究电商行业多年的大学教授告诉记者，疫情前，餐饮店有堂食和外卖两个渠道，可以支撑外卖佣金。现在疫情原因，商家基本只靠外卖，就很难承受。尤其是大型餐饮企业，人员、店面成本等压力更大。

对于商家要求降低佣金的做法，刘远举认为，是商家的正当权利，“任何时候要求降佣，都是合理的，这可以视为市场行为。”

平台难题

4月13日，美团首次对商家要求降佣的声音做出回应，作为外卖平台，美团认为自己也很委屈。4月13日，美团高级副总裁、到家事业群总裁王莆中在采访中提到，2019年第四季度，美团外卖平均每单利润也不到2毛钱，平台的绝大部分收入需要投入在帮助商户提供专业配送、获取订单和数字化建设中。

与阿里、京东、拼多多等实物电商的商家入驻费、营销费收入相比，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主要依靠佣金获得收入。

外卖平台佣金由三项资费组成，分别为平台使用费、技术服务费和配送服务费。其中，配送服务费占到佣金的80%。如果商家不选择配送服务费而自行解决配送，几乎所有商家佣金立刻可以减少到个位数，可能会低于5%。

30分钟送餐到家的配送平台是外卖平台崛起的根本，也是沉重的压力。美团目前最大成本是外卖小哥工资，2019年，美团收入达到 975 亿元，餐饮外卖骑手成本为410.4亿元，骑手工资占总收入42%。

美团无法降佣的深层原因，是平台商业模式难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阿里、腾讯、百度之后，新崛起互联网经济的平台模式，本应该是智能、轻型运营的互联网经济，但他们正变得越来越沉。”上述互联网法律专家举例说，比如美团、滴滴，以及之前热闹一时的共享单车行业，都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沉。

业务沉重的结果，导致无法迅速消化上升的成本，平台就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者上下游其他商家，于是引来这些人的抱怨。

该专家认为，要想根本解决这种冲突，需要在商业模式改进。

能不能解决？

平台遇到商家的指责，美团不是首次。此前，淘宝商家也曾大范围指责淘宝，造成“十月围城”事件。最终，淘宝调整了产品，解决了这件事。

美团能不能借鉴淘宝的做法？上述专家认为，因为美团模式很重，调整的空间非常有限。

商业模式的改进，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完成，现在商家和平台双方处于焦灼状态，有什么有效办法吗？

上述专家告诉记者，现在只能通过金融手段支持，平台引入信贷等其他手段，先帮助商家活下来，再解决其他问题。

但归根结底，这不是美团一家的事情，“绝不仅仅是靠美团一家解决，可能得是多方面的介入，包括美团、商家，行业协会，甚至包括金融机构，政府的介入，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圆满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