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CBD（中央商务区）是一个城市中主要商务活动进行的地区，这个概念起源于美国，却在上世纪末在中国成为现代城市形态的代表，是诸多城市关于发展与未来的梦想。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升级，CBD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转型的挑战。《第一财经》在2019年发行的第二期杂志中深入挖掘了中国CBD的现状，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发布、雄安新区与北京副中心通州建设正在进行时的今天，区域协同发展与城市群发展是否是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趋势？已建成的CBD如何应对与改善在不断发展中出现的城市问题？CBD/CAZ如何能更好的成为宜居城市的有机部分？“成功的CBD一定是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不是任何一种独立的特区，”AECOM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品牌与战略发展负责人刘泓志先生在回答一财记者的采访中提到。
问：在市场化城市发展的过程中，“CBD”是在实践层面被各级政府接受得最广泛的概念之一。您如何理解“CBD”这个概念？如果按照您对CBD的理解来判断，中国哪些城市的哪些区域是比较有代表性、或者比较有意思的CBD模式？
刘泓志：CBD是中央商务区。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商务跟金融等领域都会产生对更高效的需求，这样的对于高端经济活动的需求是CBD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同时，这个需求意味着我们对建筑、空间以及配套的交通等基础设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区域内人们的活动空间与能够满足人群需要的服务有相应的要求。中央商务区是商业汇聚之地，集中了大量的金融、商业、贸易以及服务机构。在这样的区域内进行规划，要优先满足区域对效益以及质量的要求，因此对于中央商务区来说，集聚性很重要。也因此，CBD高效高产出经济活动产生的自然结果是我们常看到的中央商务区高楼集群的空间形式。许多城市会采取“先建立中央商务区，然后利用这一区域来拉动高端经济发展”的策略，这样就以高楼形象等硬件条件来定义CBD，忽略了高楼集聚本身是高效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条件。成功的CBD必须先具备区域经济驱动的能力，而不是大量、集聚的硬件设施。
通常CBD的经济规模总量在2600亿元或以上、对于所在城市GDP总量贡献率在10%至15%左右，才属于成熟的CBD。成熟的CBD应该不只为所在的城市，也为其周边城市群起到区域金融与商务资源的高度集聚和引领作用、有效联动区域经济活动并提供高端完善的公共服务，同时成为和其他区域或国家对接商务的窗口。此外，成功的CBD不只传递经济影响力，同时能引领生活风尚与质量，深度结合社区参与和活力，蕴含城市文化与艺术追求，带动也代表着城市的总体品质。上海静安CBD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在这个区域中商业活动、金融活动和社区活动结合在一起，场所多元文化丰富，也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心。对比与上海陆家嘴CBD，其高楼天际线也许戏剧性不及，但就公共空间与交通、市民活动的活力与多样性、CBD养分与城市血脉的紧密结合度，对我而言是更具代表性与说服力的CBD模式。
问：据您了解，在CBD项目中，政府、企业、民众的诉求分别是什么？是否能在CBD项目中使三方的诉求更好的结合起来？
刘泓志：在CBD项目中，政府的诉求通常是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通过经济产能的集聚创造更多优质服务并引领城市的总体发展，稳固共同的经济竞争力。这一点其实与企业的诉求是相通的。企业在CBD中的诉求包括吸引到更多优质人才、基础设施以及公共资源、商业活动、政府支撑与服务等。另一边民众的诉求其实是将CBD资源城市化或社区化，结合当地文化在商务环境中营造社区感，使民众能公平参与及分享CBD优质资源。在这三者之间，满足企业的诉求是驱动CBD项目发展的核心，但政府与民众的诉求也是最重要的，因为CBD需要面临时间的考验，也要考虑到长期发展的规划问题，将政府、企业、民众的需求捆绑在一起。
我们在天河CBD微改造项目中的核心价值就是塑造其为反映当地气候、营商文化、国际交流、社区参与的具有高度文化辨识度的岭南CBD。在天河CBD的工作中我们对珠江新城及周边状况展开了3次民意调查，进行大量调研后收集了100个民众认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微改造的最重要参考依据之一。我们坚信这不是一个简单“西化的CBD”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社区化的CBD”，CBD与城市文化结合才是成功CBD的关键。
我们特别应用了一个矩阵模式来分析这一百个问题，其中一个维度是项目的复杂程度，包含项目的成本以及牵涉的部门，另外还有对项目的效益与影响力的评估。通过对这些维度的分析，我们最终梳理出五个重要的行动计划，包括社区的营造与融合、周边自然环境的协调等等，将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与传统文化变成广州天河CBD的品牌。
问：AECOM最终在天河CBD这项目上拿出的改造方案，围绕的是“岭南文化”和“微改造”这两个概念。能够举几个实际的案例予以说明么？
刘泓志：CBD微改造的目的是通过有限度的调整来取得最大的营商环境的提升。举个例子来讲，在我们做的民意调查中，收集到的民众关心的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交通的。比如在天河CBD中我们能看到某个大道中央的绿化带上被走出了一条一条的“通道”，这是因为二楼廊桥太高了，入口又藏在楼里面，导致很多人铤而走险，为了方便而选择在大道中央穿行。因此我们在天河CBD的微改造项目中其中一项就是诊断并打通城市交通的断点，以舒适慢行为优先，寻找可行的方案或机制，例如将自行车专用道引入CBD核心区域，优化二层连廊、地下空间的可达性，创造雨热气候下的舒适步行环境等。
考虑到南方气候湿热雨水较多的特点，我们提出的改造思路就是在CBD区域中为人们打造出一个连贯的活动范围，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都可以让人们实现方便快捷的通行。通过大数据的模型模拟，我们看到了区域内交通流的断点并尝试各种方法打通这些断点。其中一个概念叫做POPS（Privately-Owned Public Space），它的含义是释放企业与酒店一楼大堂、地块内消极空间等成为公众可积极享用的公共空间或休憩设施，鼓励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同时活化土地资源利用，串联公私部门资源。例如开发商和企业让出一部分楼宇内的空间，创造出一条更方便穿行，同时能增加零售、体验业态的“内街”。 此外，CBD区域内四大文化场馆间的广场改造也是我们解决CBD区域内连贯性问题的案例。天河CBD与珠江之间规划有四大文化场馆，但它们各自独立，不但缺乏共享的标志性空间，雨热气候下的遮荫设施等也不完善，使得四个场馆间缺乏串联。我们通过植栽、景观铺面、标志设计、慢行设施的调整方案，让天河CBD到珠江水岸的慢行环境不直接、不便捷的问题得到了切实地解决。
问：在上海2040城市总体规划中，也提出了地域和概念涵盖范围更大的CAZ概念。如何理解CAZ这个概念？您是否可以举例上海的CBD微改造措施解释呢？
刘泓志：CAZ（中央活动区）可以看作是升级版的CBD。我认为CAZ可以是更常态更健康的CBD形式，因为它就是把从金融商务活动跟文化休闲生活都结合在一起。与CBD相比，CAZ更注重区域内的活动包容度和城市结合度。不仅强调商业与商务活动，更加强了文化、旅游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使城市功能更加综合。至此，城市中心的标志性不一定非与金融商务挂钩，公共活动与文化地标在未来更具备为城市形象代言的条件。
在上海的CBD微改造措施中，我举一个AECOM参与的陆家嘴CBD微改造案例。曾经我们不断追求的天际线高度、地标性建筑就是发达、现代的符号，而在改造前，陆家嘴CBD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这个区域是“为车设计”的而非“为人设计”的，是为天际线的形状与高度设计，是视觉的而不是为地面活动设计的，是为金融商务活动设计的而不是为人文社区设计的。CBD的改造不应该再跟随一度的刻板印象，其实CBD可以是多元化的，它的土壤之上不仅能有欣欣向荣的商业活动，也可以让社区街道、生活气息、文化活动等等共生在CBD区域中。
我们在陆家嘴CBD进行了二层连廊改造，也进一步提出了人文绿廊的概念，串连了许多消极空间成为积极场所。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概念，也影响到了后来小陆家嘴的其他规划计划。同时通过我们考察与调研，还提出了后巷空间的利用、分时规划概念，挖掘并串联可利用土地资源，解决缺乏步行环境与优质步行体验的问题，为陆家嘴CBD打造出很精彩的公共空间与社交空间，重新利用区域内已有的资源。此外我们非常希望陆家嘴CBD能够在上海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作为城市有机部分的作用，在未来的CAZ中成为更吸引人的部分，因此我们也针对加强区域人文底蕴同时满足被忽略的区域内人们的需求进行了改造措施。我们认为不能只通过商业区代言城市活力，更要积极与江岸地标场所联结，因此我们通过优化消极街道拉近社区与CBD的距离，引进公共艺术丰富CBD文化活动。我们将人群需求分成了三类：工作白领、游客以及居民。通过分析人群典型的一天甚至一个月的期限内需要的服务、可能的活动，我们做出了针对服务不同群体的改造措施。
成功的CBD一定是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不是任何一种独立的特区。CBD之所以能成为城市中的有机部分，是通过有理念的合理规划，促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建立的。通过CAZ概念的提出，我们应该善用其强调公共活动与城市有机组成的特质来补充CBD被大多城市误用或滥用的短板。任何代言城市的“中心区”，其健康发展都应该在这种多元营养均衡的城市土壤上才能够持续成长。
问：说回到北京市场，在新总规提出了明确的首都中央行政定位、以及一些控制发展要求之后，城市副中心发展可以说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现实基础。在通州的这一轮大型建设中，我们能修正之前案例中的哪些问题？
刘泓志：通州作为北京副中心，其规划建设是为了疏解北京长期经历但不易解决的城市问题，对于整个京津冀区域的协调发展，副中心的规划将起到很重要的示范与带动作用，在地理与交通位置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与辐射点。依我个人浅见，北京市出现的城市问题最主要是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去年北京市人口超过2300万，但以北京拥有的全国优秀教育资源以及医疗资源吸引来的资源需求使得这个城市要应对3000万的人口的需求，这使得实际人口需求超出了为规划人口而配置的资源，最初的城市规划无法满足现在市民需求。此外还有职居错配造成的长距离通勤与交通拥堵问题、新路网规划密度不足以及机动车主导的道路过宽造成的社区肌理割裂问题，城市功能与首都功能叠加的高城市运营成本等问题。
针对这样的城市问题，修正方式包括副中心市政与产业功能导入，以此疏解北京市中心压力同时创造通州地区的职居平衡，同时植入并发展优质医疗与教育公共服务，平衡资源供给。我们希望通州副中心能够成为北京市一个有机的部分，让居民不仅住在通州也能在通州就职、生活，而不是像现在大部分通州居民每天要长距离通勤到北京市区工作。当我们优化了通州的公共服务，完成了基础设施的转型与升级，为通州创造更好的就职环境，我相信可以很好的同时解决北京市和通州的问题。在通州区域，以“家园”为社区规划模式，加密社区路网，创造15分钟舒适便捷生活圈，减少长距离通勤交通与拥堵等方式可以加强通州区域自身的综合性。此外，完善副中心区域内部交通与联外系统也能够满足区域内互联互通并带动北三县及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同于全新的未开发城市，通州区域的升级不是推倒重来的概念，更是上面所提的，城市新建设与城市微改造双管齐下。
问：了解到您近期代表AECOM团队参与了雄安启动区的最后一轮设计比稿，可以简单介绍一下AECOM的相关设计理念和亮点么？
刘泓志：全国乃至世界对雄安新区项目的关注度非常高，关注面向丰富。这个项目追求前瞻的理念和更务实的可操作性，AECOM参与的过程是我们难得的学习交流经历。在雄安新区的规划中，我们相信面对未来的城市设计是一种关系的设计，各类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介面质量是城市质量的关键，AECOM的设计旨在实现全生态、轻出行、活风貌的新型城市，打造出一个物质、数字、社会相融合的空间生态，促进出行自主与个性体验的空间结构以及通过人的互动交流所呈现的空间形态。
例如，针对雄安新区规划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我们采用活化环境介面的方式，规划新的生态斑块于城市肌理之中，使城市更立体地与自然相渗透，创造城野融合的生活环境。同时在出行与交通领域，我们建议积极发展车路协同高度自动驾驶交通系统，减少机动车的道路使用面积，动态匹配公共服务的供需要求，最大化与最优化人行环境，将“慢行环境”升级为“漫行环境”。在这次项目中，为了活化新区风貌，我们创新设计了像素化土地规划，引导高度混合的空间使用，利用自下而上的45m*45m共生基本单元组合发展成为5,000-10,000人之间的全步行社区，通过品质生活去创造城市的原真风貌。
